二是治经时要考证

    治经时要考证经典名物，弄懂文献中的天文、历法、史地、音韵、律吕等，为通经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这当然是个书本求知的方法，今天看来，光有这些并不能真正弄懂，还需要科学的分析方法，辩证的综合思考，和当时的时代条件、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等等，都是通经的必要条件。但如果没有那些基本知识，那就连门限也没有蹩进，根本谈不上弄懂。仅就通经中的考证名物而言，戴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反映了一代宗师治学的广袤视角和谨严求实精神。他有感于自己的治学过程，深有体会地说：至若经之难明，尚有若干事：诵《尧典》数行至“乃命羲和”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，则掩卷不能卒业。诵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自《关睢》而往，不知古音，徒强以协韵，则龃龉失读。诵《古礼经》，先《士冠礼》，不知古者宫室、衣服等制，则迷于其方，莫辨其用。不知古今地名沿革，则《禹贡》职方失其处所。不知“少广”、“旁要”，则《考工》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。不知鸟、兽、虫、鱼、草、木之状类名号，则比、兴之意乖。而字学诂训音声未始相离，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。汉未孙叔然创立反语，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。释氏之徒，从而习其法，因窃为己有，谓来自西域，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。中土测天用“勾股”，今西人易名“三角、八线”，其“三角”即“勾股”，“八线”即“缀术”。然而“三角”之法穷，必以“勾股”御之，用知“勾股”者，法之尽备，名之至当也。管吕，言五声十二律，宫位乎中，黄钟之宫四寸五分①，为起律之本。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，不追溯未失传之先，宜乎说之多凿也。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，儒者不宜忽置不讲。仆欲究其本始，为之又十年，渐于经有所会通，然后知圣人之道，如悬绳树槷，毫厘不可有差②。这里戴震已经提到研究文献、通经中的中法和西法的比较及其应用问题。如天算中的勾股，西人用三角，但“三角”之法穷而必以“勾股”御之。在戴震看来，只有懂得中国传统的“勾股”，方能“法之尽备”，无往而不能释疑解难。无疑，戴震的考证名物的方法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，是研究古典文献，乃至一切历史科学的基本功。考据，多为后世所诟病，其实，它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。考据，本质上是个知识论方法，是个以书本知识为主要领域而进行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，恩格斯说过：“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，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，因为很明显，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，只有靠大量的、批判地审查过的、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，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。”①应该说，考据学是包含着这一“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”的特质的。问题是，求实的研究不应仅限于书本，而应该是实践性的研究。戴震的时代，自然科学已逐渐成为独立的科学系统。戴震以当时尚属先进的我国自然科学成就诠释群经，在古代学术史上再辟一治学门经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，从此，经典名物的考证在有清一代蔚成风气，以自然科学诠释若干疑难成为不可缺少的治经内容，大大拓展了治经和治学的新路，也为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找到了国家① 《戴震年谱》。见《戴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5 页。

    ① 戴震误，应为九寸，见本书24 页注③。

    ② 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，见《戴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至184 页。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，第118 页。

    学术：经学的发展框架，从而为乾嘉学人在自然科学方面大显身手打下了基础，这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是极有利的。当然，这一自然科学为阐释群经服务的指导思想也有其明显的不足，虽然事实上并没有使自然科学成为经学的附庸，但前期戴震的主张还多半停留在古代文献范围内的“格物致知”，尚缺乏实际的观察和实验科学精神（在实际进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补充），因而又不利于把自然科学大踏步推向前进。但和儒家传统中一贯轻视自然科学的做法相比，戴震的这一治学主张无疑是巨大的进步，加之他本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成就，无疑对清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。

    其三，戴震批判

    戴震批判陆九渊、王阳明的“尊德性”，为朱熹的“道问学”张本，除了表明他前期不反程朱的立场外，事实上也是从学术渊源上阐明“以词通道”，力戒空疏，考证名物，博物求知等一整套方法的正确性。考证离不开淹博，淹博是“道问学”的必然，章学诚曾就宋儒朱陆分疆，不可调停，承朱熹之学者必为博学多闻等阐述过自己的看法。他说：“宋儒有朱、陆，千古不可合之同异，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。末流无识，争相垢詈，与夫勉为解纷，调停两可，皆多事也。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，故为陆氏之学者，攻朱氏之近于支离；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，故为朱氏之学者，攻陆氏之流于虚无??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，而攻陆、王，必且博学多闻，通经服古，若西山（真德秀）、鹤山（魏了翁）、东发（黄震）、伯厚（王应麟）诸公之勤业，然后充其所见，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。”①章学诚还历数朱熹一传至五传，实际上以和他同时代的戴震为殿后。他说：“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，寓约礼于博文，其事繁而密，其功实而难；虽朱子之所求，未敢必谓无失也。然沿其学者，一传而为勉斋（黄干）、九峰（蔡沈），再传而为西山、鹤山、东发、厚斋（王应麟），三传而为仁山（金履祥）、白云（许谦），四传而为潜溪（宋濂）、义乌（王祎），五传而为宁人（顾炎武）、百诗（阎若璩），则皆服古通经，学求其是，而非专己守残，空言性命之流也。自是以外，文则入于辞章，学则流于博雅，求其宗旨之所在，或有不自知者矣。生乎今世，因闻宁人、百诗之风，上溯古今作述，有以心知其意，此则通经服古之绪，又嗣其音矣。”②章学诚所说的“生于今世”者，就是指乾嘉学人，尤指戴震。章学诚是明确地视戴震为朱熹宗传的第六代的。章氏的论述，无疑是戴震早年学宗朱熹的一个有力旁证。同时，章氏还指出这一派的特点是多学而识，寓约于博。至于这一派发展到乾嘉，尤重名物考证和自然科学知识对治经的作用，章学诚也是深有所知的。他说：“夫实学求是，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。考古易差，解经易失，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。历象之学，后人必胜前人，势使然也。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。今承朱氏数传之后，所见出于前人，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，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。盖其所见，能过前人者，慧有余也。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，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，识不足也。”①十分清楚，章学诚把考证名物，解其天象历法，看作“实学求是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章氏的这一段话，简直就是针对戴震所说的“诵《尧典》数行至‘乃命羲和’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，则掩不能卒业”一语而发的。如果象“乃命羲和”这一类问题不能索解，不了解“前人遗蕴”，那只能因① 《文史通义校注·朱陆》，章学诚著，叶瑛校注，中华书局1985 年版262 页。② 同上，264 页。

    ① 见《文史通义校注·内篇三·朱陆》，章学诚著，叶瑛校注，中华书局1985 年版264 至265 页。不淹博而造成“识不足”，故戴震曾谓治经“三难”：“淹博难、识断难、精审难。”这里，章学诚的看法与戴震早期的见解如出一辙。

    其四。戴震提出 “十分之见

    1755 年戴震《与姚孝廉姬传书》提出的“十分之见”，其实质就是强调“识断”，即治学的“见识”。前面提到的“以词通道”，考证名物，寓约于博，都不过是求得“十分之见”的方法和手段，如不循此途径，“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，择于众说以裁其优，出于空言以定其论，据以孤证以信其通。虽溯流可以知源，不目睹渊泉所导，循根可以达抄，不手披枝肆所歧，皆未至十分之见也。”戴震认为，非“十分之见”的种种议论，只能“徒增一惑”，成为“识者之辩之”的对象。经有识之士数辨，而后乃达“十分之见”，“十分”为“极致”之意。见解可以臻于极致，但朴学的求真认识并不封闭。实际上，戴震求“十分之见”的极致是一个认识过程。梁启超曾把“十分之见”与“非十分之见”当作科学的定理与假说之分①。钱大听曾谓戴震之学的根本之点是“实事求是，不偏主一家”②，而对于他人的真知灼见，没有不加以虚心吸收的，钱大听曾说戴震“亦不过（按：过分）骋其辩以排击前贤”③。余廷灿论戴学一段，也是对戴震“十分之见”的一个最好的注释。他说：“有一字不准六经，一字解不通贯群经，即无稽者不信，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。以故胸中所得，皆破出传注重围，不为歧旁骄枝所惑，而